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的研究成就與發展前景

　中西醫結合防治癌瘤是繼承、發揚中醫腫瘤學和運用、選擇現代醫學先進抗癌技術的研究過程。我國中醫藥治療癌瘤有悠久的歷史，民間治癌傳說以及使用單驗方治愈各類癌瘤的個案報告使中醫藥家喻戶曉。早在遠古殷墟甲骨文上就有“瘤”的病名記載，宋代《衛濟寶書》開始使用“--”（癌）字，而對於癌瘤的辨證施治規範則成熟於漢代《傷寒雜病論》，強調臨床應“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其對人體生理功能的認識，以及致病原因、發病機理、病變規律、理法方藥的科學論述，勾劃了中醫對腫瘤的樸素的辨證施治原則，歷代醫家從理論和臨床中不斷充實、發展，使中醫腫瘤學從中醫內、外等臨床學科中脫穎而齣，發揚光大了中醫藥學，為中華民族繁衍昌盛作齣了巨大貢獻；近百年來現代醫學發展迅猛，19世紀德國病理學家Vichow提齣腫瘤細胞學理論奠定了近代腫瘤學基礎，西醫學依靠先進的自然科學技術，從細胞到分子水準取得豐碩的成果，基因學說為癌瘤的發生、診斷、轉移、治療、預防提供科學依據，腫瘤生物學標記物的發現、各種影像學檢查和造影技術、細胞學和病理活檢等明確了腫瘤的定位和定性診斷，外科技術的提高、先進放射手段以及新的化學藥物的採用成為當前治療癌症的三大支柱。某些癌瘤的生物學特性決定其惡性程度高、較易轉移、常見復發，使內科治療，特別是多學科綜合治療受到充分重視。然而，手術、放療和化學療法治癌皆有適應症和禁忌症，放射線和化療藥物既有抗癌功效，亦有致癌之慮，癌症的發生發展與機體的免疫功能有關，而號稱“第四療法”的腫瘤免疫治療的效果至今仍欠理想。現代醫學防治癌症達到今天的三分之一為大體控制、三分之一減輕症狀已是巨大的進步，但仍未有突破性進展。
惡性腫瘤是世界醫學難關，征服癌症是人類夢寐以求的願望，採用中西醫學的優勢研究腫瘤的發生與演變、診斷與防治，是我國醫學科學家責無旁貸的使命。周恩來總理說過：“中醫好，西醫好，中西醫結合更好。”十八世紀末葉，唐容川、張錫純、惲鐵樵等中醫賢達都在中西醫結合上作了大膽的探索和實踐，張氏著《醫學衷中參西錄》載“阿司匹林石膏湯”即為中西藥合用的有效清熱解表方。中醫藥源遠流長，遠古人類有“神農嘗百草”（約在山頂洞人時代）距今有3萬年之遙，而甲骨文載儀狄造酒的夏朝至今亦在4千年以上，古人從經驗和唯象上升為哲理，重視整體，治病求本，既看到疾病又看到病人，宏觀兼顧全面；西醫學根源於實驗科學基礎，近百年來自然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使西醫診斷技能如虎添翼，重視局部病變的定性和微觀分析，針對性強，而較中醫學則嫌整體分析不足。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傳統與中醫藥的歷史淵源，使許多病人接受中西醫結合治療，造就了一個極為廣泛的社會基礎。吸取中西醫理論和治療優勢，取長補短，洋為中用，古為今用，融會貫通，是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的鮮明學術特色。
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的研究歷程與成就
中西醫結合腫瘤學是在惡性腫瘤的中西醫診法、治則、綜合治療、藥物提取、抗癌機理等實驗研究、臨床探討中不斷完善的一門年輕學科。中醫診斷疾病注意整體的宏觀審證求因，從臨床所見症狀及舌脈等辨證，以求陰陽氣血與五臟之孰盛孰虛及某病的臨床證型（某病程的證候群）；西醫診斷有解剖部位、病理類型、細胞學和分子生物學、影像學（B超、熱圖相、CT、MR、PET）、單克隆抗體等客觀指標，從微觀的角度觀察疾病。這樣，宏觀與微觀兼顧、辨病與辨證結合，使腫瘤的診斷、治療方案設計、預後風險評估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如對舌診的客觀化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70年代於河南林縣、河北涉縣等食管癌高發區開展舌診配合食管拉網細胞學檢查，在近10萬名群眾中普查齣一些早期食管癌和食管上皮重度化生患者，提示舌診在食管癌大面積普查中的可行性：中國中西醫結合研究會等組織全國28個單位，統一制定觀察標準和規範舌色板，臨床觀察癌症舌象12448例、非癌患者及健康人之比依次為1：2：2.7，晚期癌症暗紅、青紫舌多於早期，而實證癌病者暗紅、青紫舌又比虛證組高6.7倍。其中，食管賁門癌暗紅青紫舌達86.13%，白血病次之，鼻咽癌放療後齣現青紫舌達48.1%；膩苔以肝癌多見，佔57.35%，肺癌佔41.34%；剝苔以膀胱癌多見，佔65.67%。初步探討腫瘤患者舌診異常的機理，如青紫舌與舌尖微迴圈異常、血液高凝狀態、血中銅、鋅等元素偏高有關。
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的治療原則吸取中醫腫瘤學的特色，其治則包括治未病、治病求本、既病防變（抗轉移）等，針對腫瘤不同病期邪正相爭的病機，對早、中、晚期三個腫瘤發展階段的辨證論治，採取攻邪祛病、攻補兼施、扶正祛邪的治法，屬祛邪的治則有清熱解毒、活血祛瘀、除痰散結、以毒攻毒法，屬扶正的治則為培本法（補益五臟），西醫抗癌三大支柱（手術、放射治療和化學藥物治療）屬祛邪範疇。國內對清熱解毒、活血化瘀、扶正培本等治則開展研究較為深入，清熱解毒法適於腫瘤屬里證、熱證，內有邪毒留著、形成熱毒蘊積者，治宜清熱解毒，本法不等同於西醫的抗菌消炎、排毒退熱功效，清熱解毒方藥既能解毒消炎，多數有直接或間接的抗癌功效，部分藥物尚有促進機體免疫功能、與放化療同用有增效的作用；活血化瘀法適於瘀血內停、瘀滯成積、癥積疼痛者，中醫強調氣血流通為常，氣滯血瘀成病，活血化瘀能改善機體微迴圈、增加血管通透性、改善血液的高凝狀態，達到消散腫塊、減少轉移的作用，尚有一定的消炎止痛和提高免疫力的功效；扶正培本適於正不勝邪、體質虛衰者，如邪毒囂張、癌瘤擴散、氣息奄奄之末期癌瘤，或體質虛弱、不任攻邪者，中醫認為腫瘤發病的根本在於內虛，扶正培本包括健脾益氣、滋腎養陰、補虛生血等方藥，能提高機體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功能，以及調整內臟功能，改善全身狀況，限制或抑制腫瘤生長，部分扶正藥本身還有直接抗癌功效。除痰散結、以毒攻毒、外治抗癌等治則亦已開展廣泛的研究。以上各種治則的研究多以實驗結果為依據，還必須配合嚴謹的臨床驗證，拓寬研究視野，以利於機理的探討。
半個世紀來，我國已對3千餘種中藥和近300個復方進行抑瘤篩選，對癌細胞有直接殺滅作用並經大宗臨床驗證的抗癌中藥如喜樹、莪術、苦參、鴉膽子、斑蝥、蟾蜍、砒霜等，某些藥對放射和化療有增效、減毒作用，如馬藺子（馬藺子甲素）、田七（田七皂 ）是放射治療的增敏劑，人參（人參皂 和多糖）、北芪（多糖）對化學藥有減毒作用，發現或研製一批抗癌製劑或復方，如康萊特（苡薏仁提取物）、欖香烯、喜樹鹼、平消膠囊、鶴蟾片、六神丸、西黃丸、貞芪扶正沖劑等。在腫瘤綜合治療發揮中西醫之長的“中國模式”，即把扶正培本等治則貫穿於手術或放化療的多個階段，重視祛除癌瘤、重建免疫和骨髓造血功能，追求較好的生活質量和較長的生存時間，可從多種常見癌瘤臨床研究中反映齣來。
原發性肝癌：肝癌是惡性度高、病症凶險、病程短促的癌瘤，本病預後較差，診斷確立後生存時間一般不超過半年。手術切除療效較高，但90%的原發性肝癌就診時已無手術機會。於氏[1]採用肝臟移動條放射配合健脾益氣藥治療228例大肝癌，治後1年生存率59%，3年34.85%，5年25.4%，1例女性肝癌患者[2]經中西醫綜合治療後存活16年；徐氏[3]用肝病方（平地木、瓦楞子、石燕、漏蘆等）配合手術後放療或化療，治療212例原發性肝癌，治後1、3、5年生存率達43.87%、18.40%、4.25%，有8例患者生存10年以上；淩氏[4]總結中西醫結合治療中晚期肝癌313例，分別選用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ACE）、酒精局部介入（PEI）、靜脈注射苦參鹼、華蟾素、去甲斑蝥素等，A組162例配合中醫藥辨證論治，B組151例不用中醫藥，結果，A組症狀體徵改善總有效率76%，B組47%；A組1、2、3年生存率為80.25%、59.26%、18.52%；B組1、2、3年生存率則為69.54%、38.41%、15.23%；陳氏[5]用鴉膽子油、碘油、阿黴素按1：2：1製成超液化乳劑肝動脈灌注治療中晚期肝癌76例106人次，治後1年生存率44%，2年生存率18%，認為鴉膽子乳劑有“雙彈頭”、“雙載體”功能；李氏[6]報告中西醫結合治療106例原發性肝癌，綜合治療組（中藥+介入）62例，在介入的同時或前後服用中藥，氣滯血瘀用膈下逐瘀湯，肝鬱脾虛用逍遙散，肝膽溼熱用茵陳五苓散，陰虛內熱用茵陳清肝飲；單純介入組44例不用中藥。結果綜合治療組CR+PR佔27.5%，1、2年生存率為24.2%、14.6%；單純組CR+PR佔18.2%，1、2年生存率為13.6%、11.4%。
肺癌：原發性支氣管肺癌是發病率最高的癌瘤，手術治療效果較好，但手術切除率不到1/3，肺中約佔80%的非小細胞肺癌對放射和化學藥物不敏感。褚氏[7]報報告中西醫結合（中藥加化療）治療中晚期肺癌120例，並設對照組（單純化療）85例。中西醫結合組用黃芪、黨參、太子參各30g，白花蛇舌草、白術各20g，麥冬、元參、魚腥草各15g為主方辨證論治，咯痰多者加半夏、葶藶子、貝母、制南星；咯血加仙鶴草、白茅根、三七；高熱加銀花、大青葉；幹咳加沙參、生地；嘔吐加竹茹、砂仁、川連、蘇葉；胸痛加元胡、三七、莪術；伴有胸水者酌加葶藶子、澤瀉、茯苓。結果，中西醫組CR+PR達68.3%，對照組僅為58.8%，中西醫組的症狀體徵改善明顯優於對照組；陳氏[8]報告中西醫結合治療非小細胞肺癌60例，治療組60例為辨證治療加化療（MMC、ADM、DDP），辨證治療為陰虛內熱型用百合固金湯加味，氣陰兩虛型用生脈散、補肺湯加味，肺脾兩虛型用六君子湯加味；對照組60例單純用化療。結果CR+PR佔58%，中位生存期19月，對照組僅為35%及10月；郭氏[9]對104例老年晚期肺開展中西醫結合臨床研究，分為中西醫結合組48例，用益氣養陰軟堅散結方加MVP方案（絲裂黴素、長春花鹼 胺、順鉑）治療，以及單純中藥組34例、單純化療組22例，結果，中西醫結合組總有效率83.3%，中藥組為76.5%，化療組為63.6%，且中西醫結合治療後體重增加及健康狀況明顯優於另外兩組；蘇氏[10]報道中藥鴉膽子乳劑靜脈注射後能夠迅速透過血腦屏障，用以治療100例肺癌腦轉移患者，治後90%症狀改善，顱內高壓緩解，癱瘓肢體功能有所恢復，平均生存期8.27月，1年生存率為26.19%；
胃癌：是人類最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佔癌症的10~30%，目前胃癌總的5年生存率僅20%左右。余氏[11]等組織協作醫院觀察669例晚期胃癌術後用健脾益腎沖劑（黨參、白術、女貞子、菟絲子等）合併化療的減毒增效作用研究，結果，治療組94.44%完成化療，對照組僅73.73%完成化療，遠期隨防303例，其1、3、5、10年生存率分別達99.01%、77.31%、53.4%、47.37%；寧氏[12]等用平消膠囊聯合化療治進展期胃癌121例（III、IV期佔82.63%），方法為口服平消膠囊（陜西省正大制藥有限公司產）加化療FAM方案（氟 嘧啶、阿黴素、絲裂黴素），並設單用FAM化療的對照組49例（III、IV期佔77.55%），結果治療組有效率（CR+PR）達55.37%，中位生存期486天，1、3、5年生存率為86.78%、56.2%、38.02%，對照組有效率僅34.69%，中位生存期382天，1、3、5年生存率為75.51%、36.74%、26.53%；魯氏[13]用復方苦參注射液配合化療（FAM）方案治療120例胃癌，並設對照組100例單用FAM化療，統計學表明兩組具有可比性，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CR+PR）為54.1%，生存質量改善佔45%；對照組則為42%及35%；周氏[14]以中醫中藥結合動脈插管化療治療晚期胃癌180例（全部為III、IV期患者），治療方法為插管前辨證分型治療（全部病例分肝胃不和、脾胃虛寒、瘀毒內阻、胃熱傷陰、痰溼凝結、氣血雙虧六型）。插管術為經腹腔動脈或胃左動脈灌注氟 嘧啶（5-FU）、順鉑（PDD）、絲裂黴素（MMC），每例插管2次或2次以上。插管後用疏肝和胃、降逆止嘔藥如竹茹、半夏、砂仁、陳皮、吳萸、川連、丁香、柿蒂、旋復花、代赭石、豬苓、雲苓等，多次介入化療後宜健脾和胃、清熱解毒，用北芪、豬苓、茯苓、女貞子、苡米、半夏、陳皮、半枝蓮、蛇舌草、絞股藍、當歸、貓爪草、浙貝、白英、太子參、紅棗等治療，結果總有效率93.3%，治後半年生存率92%，1、2、3年生存率分別為90%、85%、75%；
腸癌：我國腸癌發病率呈逐漸上升趨勢，且早診率偏低，誤診率偏高，使現症病人多屬中、晚期，由於肝腸特殊的血供系統，晚期腸癌中肝轉移約佔一半，中西醫結合治療是較好的方案，孫氏[15]以中藥黃芪、黃精、杞子、雞血藤、敗醬草、馬齒莧、仙鶴草、槐花、白英、蛇舌草、半枝蓮、藤梨根組方，配合MFV方案化療，治92例III期大腸癌，治後1、3、5年生存率分別為95.83%、92.11%、50.59%；包氏[16]用中藥復方三根片（藤梨根、虎杖根、野葡萄根、黨參、雲苓、白術、八月扎、苡米、山楂、甘草）配合化療治中晚期大腸癌120例，治後1、5年生存率為88.9%及11.2%；李氏[17]用中藥灌腸配合腹腔內化療治III、IV期大腸癌治療組60例，組36例皆以5-FU 1g腹腔內滴注，MMC 6~8g靜注，均為每周1次，連用5次，治療組加用白花蛇舌草、藤梨根、烏梅、半枝蓮、紅藤、龍葵、白頭翁、苦參、皂角、地榆煎水保留灌腸，每天1次，結果，治療組症狀有效率73.3%，CR+PR達60%，對照組僅為47.2%及38.9%，治療組1、2、3年生存率為86.7%、73.3%、48.3%，對照組僅為58.3%、36.1%、25%；
食管癌：本病是我國高發且惡性度較高的消化道癌瘤，一般治後5年生存率僅為20~30%，王氏[18]分析650例食管癌藥物治療後存活5年以上者的40例，皆為採用中西醫結合者，化療以平陽黴素為主，中藥用冬淩草製劑，或食管癌方（山豆根、全瓜蔞、夏枯草、龍葵、仙鶴草、敗醬草、靈仙、葛根、白術、香椽）；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腫瘤科[19] 以扶正培本方藥（黨參、北芪、靈芝、雲苓、雞血藤）合併化療治食管癌223例，CR佔56%，PR佔81%，其1、3、5年生存率分別為42%、8.3%、7.1%；周氏[20]用滋陰養胃方（生曬參、北沙參、白及、石斛、山藥、法夏、玉竹、麥冬、莪術、刺五加、生甘草）配合放療治85例食管癌（治療組），並與單純放射50例食管癌對照觀察結果治療組1、3、5年生存率分別為74.12%、30.16%、21.05%、，對照組則為44%、22.27%、0%；劉氏[21] 報告用固本丸配合放療治42例食管癌，與單純放射治40例食管癌對比，結果中藥加放療組1、3、5年生存率為88.1%、38.1%、19%，放療組則為55%、10%、10%；
惡性淋巴瘤與白血病：本類病發生於淋巴與血液系統，能侵犯全身各系統的組織和器官，內科治療是最主要措施，中藥治療急性白血病已由配角向主角轉變，中西醫結合治療惡性淋巴瘤和白血病的療效亦獲得較大的提高，被認為是未來較有希望治愈的癌瘤。蔡氏[22]報告中醫辨證論治（分脾虛痰溼、氣血兩虛、肝脾失調三型）配合化療治55例惡性淋巴瘤（治療組），與50例單純放化療配對（對照組），結果治療組有效率85.5%，1、3、5年生存率67.3%、45.5%、32.9%，對照組有效率62%，1、3、5年生存率66%、24%、16%；朱氏[23]報告中醫辨證論治(分痰熱互結、痰溼凝聚、氣滯血瘀、氣血兩虛四型)加化療治43例惡性淋巴瘤，並於單純化療的24例對照，治後中西結合組有效率90.7%，化療組有效率79.2%，兩組皆隨訪5年以上，前者存活9例，後者僅1例生存；張氏[23]用砒霜製成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療急性早幼粒白血病72例，初治30例中CR佔73.3%，復發及難治性42例中CR佔52.3%，毒副作用少，無骨髓抑制，唐氏[25]用化療HOAP方案配合中藥益氣養陰、健脾補腎方，臨床按氣陰兩虛、氣血雙虧、熱毒熾盛、痰瘀互結型辨證分治，共治急性非淋巴細胞白血病152例，結果完全緩解109例，佔71.71%，部分緩解28例，佔18.42%，部分緩解28例，佔18.42%，總緩解率90.13%，完全緩解患者平均生存期52.8月；黃氏[26]用中藥消白湯（白花蛇舌草、青黛、黃藥子、三棱、莪術、紅參、半枝蓮、杞子、狗脊、丹參、大黃、山萸肉、兒茶）配合化療（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用DVCP或DVIP方案，急性非淋巴細胞白血病用DA或HA方案）共治療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34例，急性非淋巴細胞白血病41例，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慢性期25例，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2例，結果，急淋CR佔85.3%，急非淋CR75.6%，慢粒和慢淋全部達CR，全部102例白血病中總CR達86.3%；
中西醫治療乳腺癌、鼻咽癌、子宮頸癌、卵巢癌、腦瘤、骨轉移癌等，皆獲得較好療效和較長的無瘤生存期。
中西醫結合思維方法對抗癌研究的啟示
吸收中西醫兩個醫學理論的思維特點和長處，立足於綜合分析和判斷推理，擺脫傳統思維框架的束縛，調整和突破固有影響，對於新興的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的實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中醫學的治療方法有以毒攻毒法，廣義的“毒”包括致病的“邪毒”（如六淫、疫毒、瘡毒、蠱毒）、病變的“毒害”（病理損傷和痛苦）、藥物的“毒性”針對邪毒致病之深重者，選用藥性劇烈、藥力峻猛、功力專屬、奏效較快的一類有毒中藥治療，即為以毒攻毒法。德國細菌學家貝林和日本細菌學家北里，在研究破傷風和白喉的治療中善於相容不同的學術理論，精通中醫學的北里提齣中醫的以毒攻毒法，引起善於科學聯想的貝林的深思，終於悟齣病毒產生毒素毒害人，就一定有能攻毒的抗毒素，歷經300多次試驗而研製齣破傷風和白喉抗毒素血清，貝林作為免疫學和血清療法的創始人有1901年成為第一位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我國的兩位學者張亭棟教授和陳竺院士，亦是鍥而不捨地堅持中西醫理論結合、臨床與實驗研究結合，運用大毒的砒霜治療邪毒深重的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既取得公認的領先療效（已在美國、歐洲、香港等地區臨床證實），又在分子生物學和基因水準上闡明以毒攻毒法對腫瘤細胞有誘導分化和促使細胞調亡的作用。
隨著人類基因組測序完成，已經發現和定位了2.6萬多個功能基因，現已進入後基因組時代，人類基因組學研究的方法和內容與中醫學的整體觀、辨證觀有很多相似之處。基因組學從整個基因組的層次來闡明所有基因的位置、結構、基因產物的功能以及基因與基因之間的關係，在對單個基因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充分認識到基因之間相互影響的複雜性，即一種疾病可能有多個基因參與表現（原發性肝癌發病過程中多達數十個基因參與），而同一基因的不同表達狀態又可能形成多種疾病，發現與疾病有關的基因結構改變在正常人亦有分佈，簡單地把單基因病的“致病基因”推導為“異常基因”的觀點正在改變。中醫學數千年的實踐把整個人體看成統一整體，認為疾病表現為整體功能狀態，從結構研究向功能研究方式轉變，重視基因之間的相互聯繫，與中醫學對疾病的認識日趨接近；辨證（證候）論治是中醫學的另一特色，證候是內、外因相互作用導致的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高度概括，一種證候可以涵蓋多種疾病，依據多基因致病的關聯特徵，從基因表達譜或表達產物的差比性分析研究證候發生的基因表達調控規律、證候表現的基因特徵，即證候—基因表達譜、反映齣中醫學在研究思路及方法上的學科相容和相互滲透。科學家已將人類基因組學知識作為技術平台，中藥抗癌研究跨上新的高度，如中國科學院啟動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化學物基因庫建設，透過基因技術分離齣5000多種傳統藥用植物的有效成分，並將這些資訊輸入數據庫中；新加坡國立癌症研究中心應用基因晶片技術對多種中藥進行抗癌作用評價，中醫藥跨上基因平台的實踐和研究，促進了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的學科發展和學術創新。
中西醫結合抗癌研究的發展前景
我國中西醫結合抗癌研究是一個繼承、發揚中醫藥學和運用、提高現代醫學技術的實踐過程，逐步形成新興的中西醫結合腫瘤學，四十年來的實踐和以往的開拓性研究得到一些啟示性成果，確定中西醫結合在腫瘤綜合治療中的位置，如腫瘤放、化療中的增效作用獲得充分的肯定，清熱解毒、活血化瘀、以毒攻毒、扶正培本等中醫治則的深入研究和抗癌中藥的機理探討與人類基因組學的對話，促進了中西醫結合的深度和廣度，亦凸現了中西醫結合腫瘤學面臨的嚴重挑戰，學科專業人才的成長、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化、臨床療效的提高是未來發展的關鍵。
1、腫瘤有關概念再思考與充實中西醫結合實際腫瘤學理論體系的必要性
中醫和西醫各有自己的學術特色，現代醫學認為惡性腫瘤的形成是起源於單個細胞的惡變、這種細胞不服從程式性調亡的正常調控而齣現行為上的自主和不可逆，其臨床治療在明確病理及生物學特性後追求“無瘤”，對實體瘤的療效是以治後腫瘤的大小作為主要標準，中醫藥在縮小瘤塊上不及西醫手術或放、化療快，而在改善生活質量或延長生存期上則有自己的長處，既往的中西醫結合腫瘤臨床研究以中醫藥某些療效和特色向西醫腫瘤學靠攏（如對原發性肝癌療效評價的偏頗），這種初級階段的結合，啟發我們對癌瘤新認識和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理論體系的再思考。1994年Schipper提齣“癌症是一個發展過程，並非僅僅是個形態學實體”，並作齣以下推論：（1）機體反應性對癌的治療至關重要，由它決定宿主的最後命運，（2）癌的自然生長速度是可變的，（3）有效的治療並不需要腫瘤的絕對清除。以上新概念與中醫腫學的“正氣”，正氣的盛衰決定癌的生長速度，《醫宗必讀?積聚篇》謂：“積（腫瘤）之成者，正氣不足，而後邪氣踞之。”《衛生寶鑒?卷十四》謂：“養正積自除……令真氣實，胃氣強，積自消矣。”中西醫結合實際腫瘤臨床中廣泛應用的扶正培本就在於扶持和增強正氣，正（機體反應性）邪（腫瘤）對峙和消長有助於解釋部分病人長期帶瘤生存並獲得較好生活質量這一特殊現象。建立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理論必須吸取兩种醫學理論的精華，如中醫的人與自然相適應的天人合一和整體上的形神統一，貫穿在臨床治療中的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現代醫學的微觀研究如精細解剖、生理生化、分子生物學、蛋白組學等，正在開展的應用基因組學技術探討中醫證候本質的研究是良好的開端，集中西醫之常，在臨床驗證中充實完善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理論體系，有利於中西醫結合研究由初級階段進入高級階段的過渡。
2、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的精髓在於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
我國政府在1956年號召西醫學習中醫，開創了中西醫結合的新局面，後來的骨折小夾板動靜結合、針刺麻醉的機理和臨床應用皆是高學力人才開展高層次研究的成果。腫瘤放射治療或化學藥物治療配合中醫藥可以提高療效、減少毒副反應、廷長生存時間，是中西醫結合臨床研究範圍較廣、投入量稍大的項目，習慣的模式是西醫針對不同的癌瘤選擇相應的放、化療並配合中醫辨證治療，而且對癌瘤的辨證論治水準存在一定的差異，缺乏專門的研究人才，制約了療效提高。廣義的“辨證”包括辨病與辨證，部分醫生（包括中醫生）有重辨證、輕辨病的傾向，針對這一弊端，趙炳南先生強調“有病始有證”，如果隻辯證不認病，豈不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以往對胃癌和腸癌的認識常歸屬於胃腸癌辨證，而中醫的臟腑學說認為胃與腸的功能和病機迥然不同，胃主受納水谷，腸主傳運化物，胃癌治則宜健脾安胃而常用溫補藥。在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科建設中，必須有一支學歷高、素質好，能進行高層次研究的技術隊伍，健全中西醫結合教育體系，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人才培養規劃，如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就有專門培養中西醫結合人才的研究所。發揮中西醫各自的優勢，確定相應的最佳治療方案，有利於中西醫給抗癌研究總體水準的提高。
3、中西醫結合腫瘤學的前景展望
中西醫結合稱為結合醫學或整合醫學，即是把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有機結合或整合起來。醫學發展大致經過了三個時代，即經驗醫學、實驗醫學、整合醫學（或稱系統醫學）時代，中西醫結合整體地認識健康和疾病，代表了整體醫學的方向。我國的歷史社會原因和民族文化背景決定中醫學術處於生命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滲透交融之中，其獨特理論和診療方法蘊藏豐富的哲理，治病溯本求源，強調宏觀整體，中醫腫瘤學家在表達、體現自身學術特色的同時向定量化、規範化、標準化過渡，在臨床研究中引進循證醫學，現已成為與手術、化療、放療並列的四大支柱性治療手段。21世紀腫瘤防治的中國模式，是根據癌瘤的生物學特性和病程特點，將整合醫學的理念和方法引入臨床治療，強調微觀與宏觀、辨證與認病、局部與整體、治標與治本、祛邪與扶正相結合，生活方式與生存環境、自主康復與社會援助相結合，制定體現本科優劣的客觀療效評價方案，創造優於任何單一療法或醫學體系的新醫學模式，提高現癌症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生存時間，未來的中西醫結合腫瘤學將在全球性科技竟爭中脫穎而齣，為人類健康作齣更大的貢獻。